3月17日，82轮竞拍，30次举牌，保利地产旗下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终以50.4亿元将朝阳区崔各庄乡大望京村环境整治土地储备项目4号、5号地收入囊中。

　    3月17日“7宗地”拍卖现场冷清 多地块底价成交

　　  不到仨月入账逾350亿 京住宅土地出让金已超去年一半

　　“楼面价才约合1.8万/平方米，总价也不高。”随着主持人的手起锤落，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位人士语带恹恹，难掩失望。此前部分“观战”的业内人士纷纷预测，此地块总价可能会冲破60亿元，极有可能创造新的地王。

　　对于万科等数家“观战”的房企来说，最近两天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可谓好戏连台。先是3月15日集中出让的6宗地块中，三宗地块先后荣膺地王。时隔一天，大望京村环境整治土地储备项目4号、5号地又再次向地王发起冲击。

　　而一周之后的3月25日，备受关注的“北京CBD最后一块宝地”中服地块的归属将会尘埃落定。业内人士预测，中服地块将可能创造百亿元以上的天价。

　　聚焦1 为何多数“地王”都是“央企制造”？

　　17日，大望京村4号、5号地再次引得远洋、保利、华润、首开等国字头背景的房企悉数到场，众多民营房企的“观摩”透露着无奈。金地一位工作人员在竞拍结束后难掩失落：“资金等方面的高门槛，使我们根本竞争不过央企。”更多到场的民营房企则不愿多言。

　　在3月15日竞得“地王”的远洋地产、中信地产、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均为央企，而同场竞技者也不乏中国烟草、中维地产等央企的身影。在新一轮的购地狂潮中，多数“地王”被鲜明地烙上了“央企制造”。

　　“不差钱”的央企在并非主营业务的地产领域强势出手，甚至令地产大鳄任志强(博客)、潘石屹(博客)也不得不感叹，“央企也太有钱”。

　　为何“地王”大都由“央企制造”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，央企拿地是因为自身创造利润压力太大。“目前国内实体经济疲弱，微观经营环境恶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把钱投入虚拟经济比如股市、楼市比投入实体经济风险要小一些，而且更容易获得利润。”

　　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，2009年以来的土地市场表现出最大特点为“国进民退”——有国企背景的企业纷纷踏入土地市场，并将多块地王“收入囊中”。

　　目前，活跃在土地市场的国企，一类是保利、华润、绿地等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地方国企或央企；另一类是中化集团、中电集团等大型工业国企集团，房地产已成为其重要的“副业”。国企不但自有资金雄厚，而且在获得信贷、政府帮助等方面有着非央企无法比拟的优势。2009年前三季度，8.67万亿元的新增信贷进入了市场，使得本身就“不差钱”的国企流动性更为充裕。

　　针对央企频繁进入房地产市场，国资委宣传局新闻处处长苏桂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对于房地产业，国资委方面的要求是，主业是房地产的企业都可以做。目前国资委旗下主业为房地产的央企有保利、华侨城、中粮、中化等16家，此外还有一些二级上市公司也主营房地产。

　　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央企进入房地产业，但在今年1月举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会议上，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曾提醒中央国有企业，要慎重进入股市、房地产和期货等高风险领域，已经进入这些领域的，要规范程序，严格考核。而且从今年开始，国资委在对央企考核中将对非经常性收益减半计算。

　　对此，资深财经评论员马红漫表示，业绩考核指标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央企扩张冲动，但经济考核指标调整效果的显现速度缓慢，难以立竿见影地浇灭央企的炒地热情。鉴于炒地推高房价产生的极端影响，主管部门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，直接限制央企进入高风险非主业领域。

　　聚焦2 “地王”是否助推土地财政？

　　一段时间以来，当民众和媒体攻击高房价时，房地产商往往宣称“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费用越来越高”，房价与地价互为因果的关系，使得政府土地出让的行为同“高房价”一起备受质疑。在今年的全国“两会”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表示，地方政府“土地财政”是房价高企的主要责任者，也是房价居高不下的“根源”所在。

　　调查显示，2009年，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累加额为1.08万亿元，比2008年增长140%。

　　2009年，北京市国土局通过土地招拍挂合同地价款数额为932亿元，位居全国第三。“但实际上，由于合同签订和土地款到位需要时间、土地开发成本等扣除后，2009年北京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实际完成494亿元。”北京市财政局新闻发言人孟景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。

　　针对人们“北京财政是土地财政”的质疑，孟景伟明确表示，土地是稀缺资源，政府不可能把土地出让金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长期增长点。

　　2009年，北京财政收入完成2026.8亿元，增长超过10%。孟景伟说，2026.8亿元的财政收入是指一般预算收入，其中不包含土地出让金收入。因此，超过10%的财政收入增长是建立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，经济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，以及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基础上的，并非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“依靠卖地取得了部分收入”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土地出让金收入是纳入基金预算管理的，与一般预算相对独立，一旦取得，必须专款专用，不能用于非指定用途。

　　根据孟景伟的解释，土地出让金中，扣除约21%的开发成本，也就是近100亿元之后，剩余的土地出让金中，各种政策性的安排占25%左右，比如10%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，另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设。还有一部分是年底转入来年使用。

　　虽然北京一再否认“土地财政”，但如果没有土地出让收入支撑，2010年北京市财政支出需求估计都将是个难题。根据北京市财政局提交的预算安排，2010年，北京市财政支出约为2228亿元，其中市级财政支出安排894亿元。

　　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表示，北京财政不能依赖土地收入，2010年北京市产业发展任务很重，要用产业发展带动税收增长，扭转财政收入重心逐渐偏向土地收入的局面。

　　聚焦3 现行土地招拍挂制度催生“地王”？

　　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(博客)认为各地频现“地王”与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关系密切。他说：“现在实行的招拍挂土地出让方式是房价高的根本原因，要遏制高房价，需要改变目前的土地出让方式。”

　　2002年，国土部出台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》，我国正式实施土地“招拍挂”(招标、拍卖、挂牌)制度。此举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“暗箱操作”等土地腐败问题，制度创新意义不容否认。但多年的实践表明，“招拍挂”制度的执行偏差和“副作用”也同样不容忽视。

　　根据国土部的统计，2009年全国商品房用地出让交易中，采用招标方式的占2%，而根据“价高者得”原则确定买家的出让方式——拍卖和挂牌，则分别占交易地块总数的18%和80%。

　　王健林表示，实行招拍挂制度以前的15年，我国的房价平均年增长率为5.1%，低于收入增长和GDP增长。获取土地渠道容易，有资源、有关系就能够批到地。虽然可能有腐败在里面，但房价还是比较低。从真正开始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，土地从一个渠道供给，价高者得。从2004年到2010年的6年间，平均房价每年上涨10%左右，涨幅是10多年前的3倍左右。遏制腐败的效果是达到了，规范市场的目的也达到了，但产生的副作用是土地价格一再推高。

　　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司长廖永林并不赞同，“招拍挂”方式导致地价上涨，“价高者得”的获得方式致使地价上涨推高房价的观点。廖永林认为，地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拿地开发商对未来房价上涨的过高预期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林增杰认为，可以对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进行改革，采用“捆绑限价”模式，即明确出让土地中保障性用房的比例和价格，在此基础上进行“招拍挂”，开发完成后由政府按约定的数量和价格向开发商回收保障性用房；或者“分类出让”模式，将普通住房和高档住房用地“区别对待”，分别采用不同的“招拍挂”模式。对高档公寓等用地采用“价高者得”模式，但对保障房和普通住宅建设用地进行“综合评标”，综合地价、房价、户型、面积等多种指标，选出适合普通消费需求的开发商。

　　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提出“土地出让房价低者得”的方式。在土地竞拍中，政府先确定房屋面积和地价，然后让开发商竞拍，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，谁的房价低就把土地卖给谁，并由专门机构来检查质量。这样，既可压缩开发商的暴利空间，也可以改善商品房供应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