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最后一天，重要会议定调“坚决遏制房价上涨”，严厉程度前所未有。

随即，作为楼市标杆城市的深圳率先响应，第一时间升级调控，限售三年、企业限购、离婚限贷等大杀器同步上阵。

这觉悟一流，政策也不再含糊。

有意思的是，就在深圳升级调控之前，一份内部报告流出，通过数据论证调控升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，也间接揭示了楼市投机到底有多严重。

第一个数据，揭露的是炒房有多泛滥。

根据报告，2017年，深圳不动产权证书两次转移间隔时间不满3年的住宅为217.6万平米，占全年二手房销售面积的46.2%。

这是什么概念？接近一半房子买来不到3年就转手出让，这显然是投机所致。

短买短卖，利用房价暴涨的时间差，倒手后就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收入，这向来是投机炒房的传统手法。

要知道，房产流动性不高，没有资金愿意在其中沉淀个四五年以上，房价快速暴涨的超级行情，恰恰给炒房团提供了快速变现、反复炒楼的机会。

当然，这其中不乏学位房等换房需求，相关数据未做进一步透露。但可以料想，真正的刚需，基本很少有人不满3年就仓促转让。尤其是那些刚刚掏尽6个钱包勉强付齐首付的家庭，更没有足够资本去换房。

所以，深圳此番新购房限售3年，可谓有的放矢。

第二个数据，揭露的是假离婚炒房的泛滥。

数据显示，2017年，深圳离婚2年内购买新房的占离婚购房人数的81.9%，占全市新房总成交量的10.8%；离婚2年内购买二手房的占离婚购房人数的85.8%，占全市二手房总成交量的4.2%。

这个数据的言外之意，再清晰不过。假离婚买房的现象一直存在，只不过一直缺乏数据来进行确认。

同样可以作为验证的是离婚数据，由于近几年各地都不再公开具体离婚数据，但从过去的数据，同样不难发现离婚率与限购之间的关系。

2010年北京率先开启限购，随后上海广州深圳全部跟进，随后离婚数据小幅上升；2013年，楼市新“国五条”细则出台，针对多套房所有者，其中规定“出售自有住房按转让所得20%征税”，离婚避税于是成了共同选择，这就造成离婚数据的大幅上升。

2014年，楼市走衰，除北上广深外，其他40多个限购城市全部取消限购。2015年，北上深房价率先反弹，与此对应的是离婚对数的再度走高。

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，楼市调控漏洞百出，在利益面前，连婚姻都成了交易的工具，这到底是婚姻的悲哀，还是调控本身的问题？

第三个数据，揭露的是企业炒房有上升趋势。

企业炒房早已屡见不鲜。既然对个人进行限购，那么通过企业购房，完全可以绕开政策限制。更关键的是，上市公司也纷纷加入其中，以炒房获得的收益弥补上市公司利润的不足，有企业卖房后利润由负转正，堪称黑色幽默。

来自深圳的数据显示：

2013年7月至2018年6月，企业购买新房与二手房分别为2822套与1.02万套，占比分别为1.35%和2.21%。而2017年，深圳企业购买新建商品住宅785套，占全市新房总成交量的3.05%，较上年提高0.92个百分点。

在深圳，企业炒房有上升趋势，但问题并不算太过严重。但从宏观数据来看，企业炒房的规模之大，令人震惊。

据wind数据显示，截至6月26日，A股3582家上市公司中，共有1656家上市公司持有投资性房地产，占比46.23%，合计持有市值9905亿元，较2016年增长超过两成。

同时，审计署发布审计报告，指出多家金融机构和企业涉及房地产资产闲置以及炒房现象。

于是，西安、长沙、杭州、上海、深圳五城陆续出台政策，限制企业购房。

当然，除了转让时间、离婚率、企业炒房比例之外，与炒房投机有关的大数据，还有空置率、拥有两套房以上的家庭比例等数据，这些数据在统计技术上并没有太多难度，问题在于有关方面愿不愿意公开、能公开多少。

就在7月，住建部、公安部等7部门展开楼市乱象整治行动，北上广深杭等30城位列其中，其中的一项重点就是打击投机炒房。

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。如何保障刚需、遏制投机，显然任重道远。